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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伶字伯伦,是个放浪形骸的人。他写过一篇《酒德颂》,和阮咸是七贤中比较主要的人物。

张华字茂先(232~300年),他的事功已见前篇,这里只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绩。这首要有两条。一是因身居高位面能奖掖文士,对太康期间的文学繁华起过促进感化。二是写了一部《博物志》。这部书内容庞杂,触及山川地理的知识,也有神话故事的质料,鲁迅把它归入“六朝之鬼神态怪书”以内(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他写的诗赋,在当时很驰名誉,但近人已不大读了。其他二张,张载字孟阳,他的兄弟张协字景阳,留传的作品都未几,近人对他们也比较陌生,能够从略。

魏晋之际的文学有很高的成绩,如阮籍的《咏怀诗》已见上述。西晋初年,三张、二傅、二陆、二潘、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均属文学史上之“太康期间”的中坚人物。三张是张华、张载、张协;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安、潘尼;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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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是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北方闻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256~311年〕,字夷甫,更是负有盛名的清谈家,和乐广(字彦辅,?~304年)是晋初名流的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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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和睦。嵇康会打铁,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身后,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司马昭看到他,冷言问道:“传闻足下有高隐之志,如何会来到此地?”向秀只得说:“觉得巢父、许由等,对尧不敷体味,不值得仿照。”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他听了天然对劲。向秀这类向权奸屈节的话,嵇康、阮籍是不肯说的。向秀注过《庄子》,厥后郭象以向注为根本,撰成新注(一说郭象盗取向注,只补了未完成的《秋水》、《至乐》两篇)。郭象字子玄(?~312年),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主簿(秘书),是个很喜好矫饰权威的人。如许一小我竟爱读《庄子》,仿佛很冲突,但是这类环境,汗青上并很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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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字巨源,与嵇康、阮籍等都爱好《老》、《庄》,但为人处世则与他们分歧。他和司马懿的老婆有中表之亲,魏末虽很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信赖,但又不失为一朴重人物。在晋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够搜访贤才;厥后做吏部尚书,对所保举的人物,“各为题目”(别离作出批评),再为上奏,他的考语,当时号称“猴子启事”。嵇康写信与他断交,后在获咎临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你不要怕没人照顾。”可见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是必定的。

王戎字溶仲。幼时有胆有识。六七岁时见猛兽在笼中呼啸,别人都惊骇逃开,他却神采自如,站着不动。有一次,他与火伴在路边玩要时,见李树结满了果实,火伴都奔畴昔,想摘来吃,只要他不为所动,说:“树在路边,结了果实,却没有被人摘光,那必然是苦李。”厥后一尝,公然如此。阮籍熟谙他的父亲王浑(这个王浑不是灭吴的大将王浑)。王戎十五岁时,阮籍便发觉他辞吐不凡。见地会在他父亲之上,今后就与之结为忘年交。但王戎实在是个清谈家。他仕进没有政绩,领吏部时不提拔豪门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却把事件都交给属员包办,本身不管不问。他在政争狠恶的时候,与时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时,他孜孜为利,到处购买故乡、水碓,还常执牙筹,亲身算账。有件事最为先人不齿。他家种养的李子品格良好,因怕人家获得种籽,以是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谈家好说虚无,但对财帛都看得重并且实。这王戎是实足的伪君子。

山涛和王戎的人生门路与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晋朝做了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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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字休奕(217~278年),他活着的年代稍早,但文学史却常把他写进太康期间。他做过司隶校尉,写的诗清爽隽永,而见地更有可取。他不同意清谈虚无,主张无鬼论,以为人死以后,不会有甚么灵魂。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宝贵的。傅咸字长虞(239~294年),是傅玄的儿子,也做过司隶校尉。他的诗并不好,但为人疾恶如仇,曾弹劾过好几个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杨骏对他也很头疼。

清谈民风是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开端的。之前,汉末清议侧重于批评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转而谈玄,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立论率以“六合万物以‘无’为本”为主旨。针对汉朝儒生墨守陈规的陈腐学风,“三玄”清谈确有顿开民风的感化,但是生长到崇尚虚无,把世事都看作俗务,那就过分度了。实在,当初何晏谈玄,并未荒于政事。他做吏部尚书,任用的官吏都能称职,但因为是司马懿的政敌,才被说得一无是处。到了王衍手里,他虽身居高位,却不能改正弊端,只是一味地执玉柄麈尾,口谈玄言,其“不以经国,而思自全之计”(《晋书》本传语),这就不免要受人指责了。对此,本篇不拟详细多讲,只说他的末日一节,便能够见其为人了。永嘉五年(311年),他以太尉为大臣之首,送东海王越之丧东还,在途被汉将石勒所俘。这时他就对石勒说:“晋朝祸败,与己无关。本人不喜为官,不豫世事”。他把任务推得干清干净,并且进一步劝石勒做天子,想以此保全本身,成果却被石勒骂了一顿。不知石勒为何感觉对这批人不成以动刀,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墙砸死他们的。

他们作竹林之会的时候,当在公元250年前后的几年中,如再早则王戎的春秋太小,再晚,稽康就和山涛断交了。史乘说他们都是不拘泥礼法、脱略形迹、喜读《老》、《庄》的人,但详察大家平生,他们的志趣实在并不完整不异。

魏晋南北朝在文明史上富有异彩。这个期间起于汉末的建安年间(196~219年)。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就先容了自建安至曹魏时的很多名流,但是对在曹魏时已经卓有成绩的晋初名流,有些却未曾触及。此中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他俩都死于魏末,史籍上却把他们称作晋人(传见《晋书》)。我在本书中不得不补上几笔,以是,本篇的题目用了“魏晋之际”的字样。

阮籍字嗣宗,他与嵇康同道,但是表示得不太露骨:他爱喝酒,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娶他的女儿,他就持续酣醉六十天,不给司马昭以开口的机遇。他传闻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厨师长于酿酒,就要求去那边做步兵校尉。邻家有个美女,常当垆沽酒。他到她的店里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中间睡觉,他本身不觉得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乎。实在,他的“纵情、败礼”,都是做给司马昭看的,以示本身嗜酒如命,无所作为。但有两件事,却最能申明他的内心。一是他不答应儿子阮浑跟着去“通达、不饰末节”,说:“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激烈地同时又隐晦盘曲地攻讦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近代诗学大师黄节在所著《阮步兵咏怀诗注》(群众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自叙》中说:“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繁华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这是真正体味阮籍的话。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半子,做过中散大夫。他对司马昭专擅魏政,抱果断反对的态度。亲司马氏的山涛要保举他代本身做吏部郎,他大为光火,写信与其断交。他在信中自称不堪流俗,“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暗射企图代替曹魏的司马昭,成果被强加一项“想帮忙毋丘俭造反”的罪名给杀了(毋丘俭于魏正元二年[255年]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兵败而死)。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223~262年)、阮籍(210~263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涛(205~283年)、向秀(约227~272年)、王戎(234~305年)、刘伶七人。《三国志・王粲等传》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说新语》、《晋书》嵇康等传,都说他们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谈,问学议政,意气相投,是以才留下了这个隽誉。

乐广与他分歧,不管做甚么官,在职时似无作为,离职后却常受人顾虑。当时有些名流,如王澄、胡毋辅之等,为了表示通达,偶然把衣服都脱光。乐广听了感觉好笑,只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书令,因为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后在政争中忧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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