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 年武进人陶湘(字兰泉,1870—1940)先生刊刻《天工开物》时曾从尊经阁获得此本订正,厥后展转入藏于北平人理科学研讨所。在人文所藏书柬目中著录说:“《天工开物》三卷,明宋应星撰,明杨素卿刊本,三册。”1934 年北京图书馆对此作了晒蓝复印。1945年今后,人文所藏书移交原中心研讨院汗青说话研讨所。1949 年前,此本被提调至南京,后又运到台北,今藏台北汗青说话研讨所。由此可见,《天工开物》两种初期刊本都在中国境内有传本。趁便说,此处所谈到的杨本,还藏于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关于杨本刊刻年代,先前多以为是明朝。三枝重视到涂本与杨本的异点,但仍以为二者均是明刻本,或此中之一能够是明刊伪版。薮内因未见杨本,引三枝之说后以为“这两个本子都被鉴定为明板,但是鉴定二者的前后,是很困难的题目”。孙殿起(1894—1958)先生畴昔能够经售过杨本。他在其《贩书偶记》中写道:“天工开物三卷,明分宜宋应星撰。无刻书年代,约天启间书林杨素卿刊。”此或因孙先生经手古书太多,未细心订正,故引出结论不当。查宋应星是奉新人,只在分宜任教谕而著此书。且书成于崇祯十年,天启时髦未成书。陶湘等人也以为杨本为明刊原版,还以为杨本手书体序为应星手迹。前述俄籍汉学家贝勒和人文所书目作者也将此本定为明刊版本。其以是如此,主如果手书体序给人形成一种错觉。而实在这是明清之际书林杨素卿为使此书发行,不得已而为之的,黄彰健第一个认定杨本是明刊清修本。这是精确判定。明末时杨素卿已将翻刊本板木筹办伏贴,时价明朝骤亡,他为使此书在清初发行,遂决定去掉原序中崇祯年款,将注释中“我朝”改成“明朝”。但因署年款那一行字过量,挖板困难,乃决定请一书法妙手重新抄序,未尾只书“宋应星题”。形成一种印象,仿佛作者是清初人。杨素卿还在扉页上加刻些告白性笔墨以吸引读者,他很有一番买卖经。

可见最后已有书林将不完美的本子送到都贺庭钟那边,但愿他帮忙校订,因为贫乏善本,他一时没有做成,《天工开物》出版被推迟了。至1770年,菅生堂从木村孔恭获得杨本抄本,又请江田益英校订后,再将书稿送到都贺庭钟处收罗定见时,他对此很对劲,以为“大改旧观”,遂迅即授梓,次年出版。从笔墨内容看,菅本以涂本为底本,以杨本对校,作三册或九册线装。菅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具有更多的日本读者,加快此书在江户期间学术界中的传播,同时又成为厥后中国再版《天工开物》时最后根据的底本。菅本的汗青感化一样不小。但它在翻刻过程中也不成制止地呈现一些错字或漏字,比方将匀误作句,朱砂误为米砂,“必失《禹贡》初旨”误为“必贡初旨”,遗漏“失禹”二字,等等。浏览时宜细心重视。菅本厥后在文政十三年(1830)重印,重印本没有甚么窜改,只在书后开列出年代及书林的名字:“文政十三年庚寅季六月,皇都(京都)出云寺丈二郎、东都(江户,今东京)须原屋茂兵卫、冈田屋嘉7、须原屋伊8、摄都(大阪)孰贺屋七为、大野木市五郎、秋田屋源兵卫。”这个再版的刊本所载出版厂家与明和八年所载书林分歧,但书的内容则分歧。文政再印本多装成九册。在这之前,宽政六年(1794)八月由大阪书林河内屋八兵卫的高贵堂出版的有关天文历法书《天经或问注解图卷》书末,载有《高贵堂藏板目次》,即出版书目,第一本便是《天工开物》,上面是《朱子书节要》《圆机活法》《朱子年谱》等。每种书下都有简短的内容撮要。河内屋八兵卫是菅本发行者之一,则此本在1894 年还可在大阪买到。而后销路较好,遂有文政十三年再印之举。文政年刊本的书林,如未得菅生堂让渡出版的答应,而私行印此书,是侵犯其权益的,因为菅本扉页上还印有“千里必究”字样,即“版权统统、翻印必究”之义。

十3、钟本

旧年(1770),书林菅生堂就而请正,一开卷则勿论其善本,大改旧观。叩之,则出于木[村]氏蒹葭堂之藏。江子发(江田益英)备前人也,以句以训,既尽其善,于余何为?初春镌成也,又来请言。遂不成以辞乎,乃举所向来之者,觉得序云。

这是本世纪以来《天工开物》的第二个英文全译本,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在版本史是第14 版。此本于1980 年支出《中国文明丛书》,而由台北的中国文明学院出版部出版。译者在译者媒介中指出,早在1950 年台北的李熙谋博士便建议翻译《天工开物》,并建立了事情小组。1956 年完成初译稿,因某种启事没有及时出版。1975 年李熙谋去世后,译稿丢失。厥后研讨中国化学史的专家李乔苹(1895—1981)博士,找到失稿后再次主持英译事情,插手这项事情的有李乔苹、沈宜甲等15 位先生,终究在1980 年问世。次年(1981)李乔苹先生也去世。因为海峡两岸信息不通,李本仍以过期的陶本为底本,插图亦取自陶本,这就显得不敷。他们本身也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供翻译的明朝版本。”不过如果这些科学家与本地史学界通个气,他们就会晓得明刻清修本早已藏于台北的汗青说话研讨所,并且他们也完整能够参考薮本,便不致走弯路了。

这是20 世纪70 年代在中国出版的译注本,在全部版本史上是第13 版。此本由广东群众出版社于1976 年出版,由广州中山大学同各省市25 个有关专业单位合作个人完成,书的注释者署名为“钟广言”,并无其人,是个人写作班子的署名,故称其为“钟本”。该本与中国先前出版的各秘闻比,采取了全新的体例。其特性是:(1)全书一概用横排汉字简体铅字印刷,附以新式标点标记;(2)注释原文颠末笔墨订正,错字较别本少,另又译成当代汉语;(3)注释后有注释,注释用四号铅字,注用五号字,易于辨别。此本作一册大32 开精装,以涂本为底本,插图也取自涂本,一改陶本以来插图安排之恰当。书首有媒介、目次,接下是注释,但插图比例仿佛缩得太小,书后无索引。但各章前都有一段按语,似无需求,因为在1975—1976 年的汗青前提下,写出的按语连同注释中某些注文,难于摆脱当时风行的某些弊端观点。浏览此书时宜重视这些处所,其他大抵说来是好的。这个版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更易于提高。

十2、薮平本

康熙中期今后至乾隆年间,清统治者加强了思惟节制。顺治年发行的一些著作在修《四库全书》时均列为“禁书”,命令全毁。而康、乾时援引《天工开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将“北虏”改成“北边”。可见当时编辑官已重视到这些字样是清廷所不容的。杨本还对《天工开物》中其他错字作了笔墨订正,并加以断句,颇便读者。杨本作为清初坊刻本,发行量较大,使《天工开物》在清朝持续传播于世,也作为后代中外发行其他新版本时订正用参考书,起了不小的汗青感化。是以它仍然是贵重版本。至于杨馆本与杨所本的干系,二者能够是同时发行,只不过扉页情势略有分歧。也能够是杨馆本在先,售完以后再印一次,换了个扉页,再增加一些出版商告白笔墨。

陶本在体例上的严峻窜改是对书中全数插图重新请画工加绘制版,有些图参照清朝《古今图书集成》(1726)、《授时通考》(1747)加绘或改绘;有些图(如《作咸》章)据《两淮盐法志》(1748)、《河东盐法志》(1627)、《四川盐法志》(1882)加绘成果弄得脸孔全非、图文不符。或许陶湘的企图是好的,意在供应精绘插图,使之赛过原有版本。而实际上陶本在艺术技能上确切精工,但因是民国年间画工所画,在人物服饰及神态、室内陈列上反不如涂本、杨本及菅本那样浑厚、实在,乃至有画蛇添足之虞。对此,三枝氏已在其论版本的文内作了中肯的攻讦。但是陶本也有可取之处,即它作了笔墨校订,解除了前三个版本中很多错字。陶本中笔墨可取,但插图则全不成取。遗憾的是,20 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利用插图时,常取自陶本,而此中插图已落空涂本原有的实在性。有绘画观赏力的人会看出,陶刊本插图带有民国年间艺人的画风,与明人画法差异。陶本书首扉页有罗振玉的篆文题签,上面是陶湘的《重印天工开物缘起》、影印的杨本手书体序,再往下是涂本序及注释。删去了菅本中都贺庭钟的序,书未附丁文江撰《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及《重印天工开物卷跋》。注释前另有原书各章总目,但又另加各节分目。陶本的进献在于,它毕竟是中国间断了200 多年后于20世纪新刊出的本子。它的出版激起了国表里对《天工开物》的重视及研讨,加添了中国版本上的不敷。陶本问世多年未曾再版,直到1983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喜咏轩丛书》时,才将陶本《天工开物》列入此中第一册,笔墨及插图都没有变动,只是将插图施以朱色,看起来结果不必然很好,反不如本来吵嘴清楚。

博哉,宋子(宋应星)所为也。禾役之于穟穟,彼黍之于离离,种艺至春簸,馨无[不]宜。若裳服则起[于] 枲麻、卒[于] 机杼。扬色章采,织纴可就,执针可用。其在馀,则舟于深、舆于重,陶有瓦罂,铸有钟釜,琼琚琼瑶,可赠可报。皆发于埋头,得于切问之而至矣。其论食麻,断达成也,所见远矣。夏鼎之于魑魅,硝铅之于琉璃,可谓能使物昭昭焉。一部之业,约言若陋,虽则若陋,无益治事矣。岂不谓蜘蛛之有智,不如蠢蚕之一緰哉。升闰年深,一方为人,专意于民利,引水转研,煮树取沥,烧矾石、淘沙金,多有取于此焉。

十、华本

而保存这些字样比利用“我朝”或“崇祯”字样,更有政治风险。这只能在清初册本检查轨制不严的环境下才气顺利出版。杨本发行的详细年代当是17 世纪50 至80 年代。很能够是顺治年间(1644—1661),再晚不能晚过康熙初年。而这时作者宋应星尚健在于世。

有助于对杨本断代的证据是,《乃服.龙袍》涂本作“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杨本改成“凡上供龙袍,大明朝局在苏、杭”。又《佳兵.弩》,涂本作“国朝军火造神臂弩”,而杨本改成“明朝军火造神臂弩”,且“明朝”二字歪邪离行。

这是50 年代日本闻名科学史家薮内传授主持的本子,故称“薮内本”。它是战后日本出版的第一个全新的版本,也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外文全译文和注释本。1952 年由东京的恒星社以《天工开物研讨》为名用铅字付梓颁发(竖排),作大32 开本全一册精装。此本以东京的静嘉堂文库所藏涂本为底本,以菅本、陶本、局本为订正参考,插图取自涂本,改正了陶本在插图上的缺点。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工开物》的日文译文及注释;第二部分是《天工开物》的汉文原文,附断句及笔墨订正;第三部分是11 篇专题研讨论文,书末附索引。是以薮本集《天工开物》原著订正断句、日文译注及专题研讨于一体,在体例上是最为完美的本子。

5、通本

50 年代时,薮内博士主持京都大学人理科学研讨所内的科学史研讨班。当时以《天工开物》为课题,在每周起码开两次会商会,由薮内主持,插手的有吉田光邦、大岛利1、天野元之助、篠田统、太田英藏、木料康一等专家,大师作个人研讨,由薮内氏总其成。在获得文部省帮助后,这项专题很快便以胜利告终。薮本的出版给当代不能直接读《天工开物》原著的日本泛博读者和晓得日本语的本国读者供应了很风雅便,也进一步鞭策了中国海内对这项事情的展开。薮本第三部分已于1959 年由吴杰译成汉文、由章熊作补注,以《天工开物研讨论文集》为名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又重印一次。这一部分还由苏乡雨译成汉文,1956 年以《天工开物之研讨》为名在台北出版。

这是1637 年4月由作者朋友涂绍煃(字伯聚,1582—1645)当时任河南汝南兵备道而居仆人忧(丧母)时帮助刊刻于南昌府的。为表扬绍煃的这一功劳,故此本称为“涂本”。从该本版式、字体、纸张及墨色来看,与明末赣刻本极其附近,是以想将涂本定为江西刻本当无疑问。各种迹象表白,此本是仓促间出版的,发行前笔墨没有颠末细心校订,故书中错别字也不在少数,统共约400 多处。比方梢误为稍、尾误为尼、扬误为杨、径误为经、玫误为枚等,属于形近之误。而“亦”误为“易”、泻作写、防误为妨、框作匡、裹作果等,属于音近之误。这都是刻字不慎所形成。但因该本为初刻本,笔墨及插图都直接来自宋应星所写的手稿,是以仍然是贵重版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菅本影印本,是继陶本以后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二个本子,从全部《天工开物》版本史上属第五版。因为是由上海华黄历局于1930 年出版的,故称为“华黄历局本”或简称为“通本”。

此本以薮本第一部分译注篇为根本,加以弥补点窜,删去此中汉文原文及研讨论文,只取《天工开物》日文译文及注释。它作为《东洋文库》丛书第130 种,由东京的浅显社于1969 年出版,故称为“薮平本”。此本作一册布面精装36 开本,铅字竖排,字体较小。但书是很便于照顾的,所占体积甚小。此本前有译者媒介,接下是译文注释及译注,最后有译者写的讲解,附有索引,插图当然取自涂本。对比此本与1952 年薮本,译文上有很多改进,讲解篇也增加新质料。它在体例、开本及笔墨上分歧于薮本,列为另一新版是有来由的。此本特别遭到读者欢迎。

成果鉴定杨本为明刻清修本。杨素卿当为明末清初江南刻书商,其籍贯及事迹尚难查出。但我们重视到杨本用纸的帘纹形刻及纸的质地与所见清初福建竹纸类似。是以疑这报酬福建人,而明清之际福建刻书商也确有很多杨姓者,福建又与江西相邻,能使杨素卿很快获得《天工开物》。该当说,杨本虽在较着处所窜改了涂本个别笔墨,以适应当时政治情势,但窜改得不敷完整。如《佳兵》章涂本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杨本却一仍其旧。

2、杨本

日本都贺庭钟撰《天工开物序》(1771)辨别其他,易其有无。废于古,兴[于] 今;如日[自] 东,如日[自] 西,高低纵横者,维其天乎。

6、商本

该本以日本明和八年(1771)菅本照原样制成胶版影印,分九册线装,书中删去供日本人浏览时利用的训读化名,保持原有汉字,再删去菅本扉页、都贺庭钟序和书尾的版权页。通本是纯真影印本,没作笔墨订正及任何讲解,故在版本学上不及他本首要。但因陶本插图大调班,人们在未得涂本及杨本前,不知原插图是何脸孔。今有通本,可供应这个机遇。

4、陶本

十5、赣科本

初,颇乏善本也。有书贾分篇托于老学,不几近其取正。老学不勤,终莫能具。而其本今不知所落矣。奚为稗官野乘日以灾木,今此书晚出者,造物惜其秘乎。今已在野生者半矣,觉得不敷惜乎。

本世纪50 年代之前,中国出版的各种版本,因贫乏善本为底本,故在笔墨及插图上都有不尽对劲之处。1952 年国立北京图书馆入藏明刊涂本后,大师都盼望一睹为快。因属贵重版本,能见到的读者毕竟有限。为此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涂本照原样影印,实为功德无量的事。此本分三册线装,印以竹纸,见此本如见涂本。今后国表里研讨《天工开物》的学者有了最可靠的善本。该本有编辑所写的《天工开物跋文》。华本对原著未加任何变动,是纯真影印本。它不但为中、日两国,还为西欧国度呈现《天工开物》新版供应了底本,以是不能低估它的汗青功劳。

这是80 年代出版的版本,在版本史上是第15 版,书名为《天工开物新注研讨》,作一册大32 开本,1987 年由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故称“赣科本”。将此本与1976 年钟广言本对比,则可看出它在注释体例安排及笔墨内容上与钟本根基上不异。但钟本作者署名“钟广言”,这本来是当时个人写作组的共同笔名,而赣科本此次则署名“杨维增编著”,则确有其人。猜想他当年插手过“钟广言”写作组,现在在1976 年原有个人劳动服从根本上对钟本加以改编,删去钟本对各章写的按语,重写媒介,插手七篇他写的研讨文章,解除了钟本一些弊端观点及错字、错注,比钟本有改进。比如钟本将“磨不”误为“磨木”、“黄罐釉”误为“黄罐油”等,此次都作了改正,此本会遭到读者欢迎的。但它仍有改进余地,比如钟本(涂本亦如此)将“腾筐”误为“誊筐”,将“松江”误为“淞江”等,此次一仍其旧。另有《舟车》章中“平江伯陈某”,钟本释为“姑苏府布政使陈某”,而此次亦一仍其旧(198 页),这就错了。查布政使亦称方伯,为省一级行政长官(从二品),姑苏虽古称平江,但府一级最高官吏是知府(正四品),姑苏府如何会有布政使?实际上《舟车》章讲的是陈瑄(1365—1433),当明成祖遣“靖难”燕军南下渡江时,陈瑄迎降,遂封其为“平江伯”,“伯”是伯爵的伯。永乐元年(1403)陈瑄任总兵官兼总督海运,他并未任过布政使。诸如此类,不再列举。此后如能有机遇再版,但愿改进。(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1、涂本

3、菅本

但因是铅印本,浏览起来颇觉便利。此本有两种情势,其一作36 开本,分三册装订,列入《万有文库》第719 种,称“商万本”。其二作一册装32 开本,支出《国粹根基丛书柬编》中,称“商国本”。二者版型、笔墨、插图全同,只是装订册数及开本分歧。商国本利用起来便利,1954 年曾重印一次,是以是较通行的本子。此本发行量较大,使《天工开物》更加提高。

涂本行文是明朝人丁气,而杨本为改朝换代后清人丁气。如杨本为明刊,为何将“我朝”改成“明朝”?再从插图来看,涂本《乃粒.水利》节载桔槔各部件是完整的,但杨本则漏绘“坠石”,而没有这个部件,则杠杆两端落空均衡,申明杨本勾描时漏绘。别的,全书总序称:“《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涂本在全书各章总目开端有四行墨钉,恰是“临梓删去”的陈迹,而杨本无此征象。这也申明杨本是再刊本。杨本板框高23.2、阔11.8厘米,为6 册装订,白口,半叶9 行,行21字。其扉页有两种情势。第一种情势中书名、作者及出版者为三直栏手书体,各栏间有栏线相隔。左、右两边各为“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字体较大;中栏居下为“书林杨素卿样”6 个小字。此本藏于北京图书馆,1965年购自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此本另有“佐伯文库”及“江南黎子鹤家藏书之章”。经订正,此本与日本水户彰考馆旧藏本属一版本,印以福建竹纸,但不及涂本用纸精美,部分册页已蛀。三枝先生在1943 年曾将静嘉堂文库藏涂本与彰考馆藏杨本对校,他当时髦不知日本国除彰考馆外,佐伯文库亦藏有同一版本。这是先前很多专家不晓得的,查日本史料始知此佐伯文库为江户期间(1608—1868)丰后(今大分县)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于天明元年(1781)所设,收藏表里秘笈,则此本当于此时流入日本。黎子鹤名世蘅,1896 年生于安徽当涂,民国初年留学于京都帝国大学,习经济学,则杨本必是他购自日本后再携回中国。黎世蘅于60 年代卒于北京,厥先人遂将《天工开物》售与中国书店。而彰考馆是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于明历三年(1657)修《大日本史》时建立的书库,则其所藏杨本进入该馆当在17 世纪,即该本刚发行不久。二次大战期间,彰考馆藏书全数毁于烽火,是以50 年代时研讨《天工开物》的薮内清先生一向未能见到杨本原著。

十4、李本

涂本《天工开物》向来稀见。中国境内现传本启事浙江宁波蔡琴荪的“墨海楼”收藏,耐久不为人们所知。清末时藏书归同邑李植本的“萱荫楼”。

9、薮本

8、枝本

这是《天工开物》的明刊初刻本,最为贵重,而后统统版本都源出于此。此本原序中名为《天工开物卷》,但书口仍作《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册线装,印以较好的江西竹纸。原书高26.2、阔16.8厘米,板框高21.7、阔14.3厘米。单叶9 行,行21 字。序文与注释均为印刷体,序尾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间堂”的题款。

这是《天工开物》最早在外洋发行的版本。此书在17 世纪传入日本今后,引发学者重视,竞相传抄,并连续从中国入口。为满足日本泛博读者的需求,18 世纪60 年代出版商便酝酿出和刻本。从享保年(1716—1735)今后的《大阪出版册本目次》中所见,早在明和四年(1769)玄月大阪传马町的书林伯原屋佐兵卫就已向当局提解缆行《天工开物》的申请,同年十一月获得发行答应。因一时贫乏善本,出版打算被推迟。厥后刻书商从藏书家木村孔恭(1736—1802)那边借得善本,遂决定粹行。伯原屋佐兵卫是菅生堂仆人,故此版遂称“菅生堂本”或简称“菅本”。木村孔恭字世肃,号异斋,元文元年(1736)生于大阪,是18 世纪日本书画家、书画保藏家,其藏书室名“蒹葭堂”,藏国表里珍本秘笈甚为丰富。当他将兼葭堂藏《天工开物》借给菅生堂利用后,加快了出版过程。更请备前(今冈山县)的学者江田益英(南塘先生)作笔墨校订并施加“训点”,遂于明和八年辛卯岁(1771)出版了和刻本《天工开物》。书前再请当时大阪闻名学者都贺庭钟作序。序文是用草书体和式汉文写的。

7、局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发行的第一个《天工开物》新版本。从全部版本史上属于第四版,1927 年以石印线装本情势呈现。该书卷首印有以下字句:“岁在丁卯(1927)仲秋(八月),武进涉园据日本明和年所刊,以《古今图书集成》本校订付印。”1929 年该本又发行重印本,在书的扉页后背印有“岁在已已(1929)/涉园重印”八字。出版此书的是出版家陶湘(1870—l940),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清同治九年生,江苏武进人,以其出版《喜咏轩丛书》而着名。因为他是民国年间《天工开物》的最早发行者,故此本称为“陶本”。陶本是用安徽泾县宣纸印的,分上中下三册。早在民国初年《天工开物》便遭到丁文江(1888—1936)、章鸿钊(1878—1951)、罗振玉(1866—1940)及陶湘等人重视,但海内难以找到传本,他们遂以明和八年(1771)和刻本为底本追求出一新版。关于出版颠末,丁文江在1928年写的《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中作了详细申明,载陶本1929 年版书末。陶湘本人也在《重印天工开物缘起》(1927)中作了近似简介。此本虽以菅本为底本,但亦参考了杨本。前三版(涂本、杨本及菅本)体例大抵不异,版面、行款、笔墨位置都完整一样,插图也根基上为同一体系。至陶本开端则完整打乱了前三版原有的布局,而另起炉灶。

夫五材废一旦不成,食粒之于人也,莫急焉。设使神农氏倡始,亦当时而行则天也。自是而外,抑亦末矣、缓矣。降于人而后令为木铎与。天意怠乎,是亦不过天意也哉。故多闻之余,不为无宜矣。

1951 年夏,李植本先人李庆城先生将全数收藏册本捐募给国度,此中包含涂本《天工开物》,后转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保藏。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依此本出版了三册线装影印本,印以竹纸,今后国表里人土才有机遇得见此书原貌。但读者利用此书时,须重视此中笔墨刊误之处。此本原版还藏于日本国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及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a Paris)。到目前为止天下上只存有这三部原刊本。关于涂本版次,在上世纪80 年代时俄籍汉学家贝勒(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曾以为《天工开物》第二版发行于1637 年,即崇祯十年丁丑岁。首版刊于何时,他没有申明。

这是20 世纪以来日本国出版的第三个《天工开物》版本,是薮内博士供应的第二个日文译注本,在全部版本史上属于第12 版。自从1952 年薮本颁发以来,各国粹者们颁发了书评,提出一些对译文的定见,而1959 年中国又出版了影印的涂本,1966 年任以都的英文本也问世,而本来研讨篇又有了汉本译本,1952 年薮本早已售光。薮内氏考虑到统统这些身分,决定再出个新版本,以简明精干为特性,首要面向青年读者。

这是三枝博音博士供应的版本,故称“三枝本”或简称“枝本”。它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以外出版的第一个《天工开物》版本,在版本史上是第八版。该版于1943 年由东京的十一组出版部出版,共发行3000 册,在当时这个印数并不算少。此书为大32 开本全一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菅本《天工开物》影印,第二部分是三枝氏的《天工开物之研讨》,用铅字竖排。全书的名字仍叫《天工开物》,但扉页印有“宋应星原著、三枝博音讲解”字样。本书第二部分是三枝氏为讲解《天工开物》而写的七篇有代价的学术论文:(1)《天工开物》在中国技术史中的职位;(2)《天工开物》的技术史意义;(3)《天工开物》对日本技术诸部分的影响;(4)《天工开物》诸版本的研讨;(5)《天工开物》中技术诸名词的注释;(6)各版本(指菅本、涂本、杨本及局本)订正表。这七篇出色论文初创了本世纪研讨《天工开物》的新局面。三枝博士肯于如此勤奋而当真地全面研讨《天工开物》的精力,令人佩服。他为先人研讨《天工开物》打下了坚毅根本,供应了莫大的便当。固然因前提干系,他的个别结论不免失周,但从总的方面看,他的研讨至今仍有其学术代价和汗青意义。

十1、任本

此本也是铅印竖排本,但笔墨经特别订正、断句,在版本史上是第七版。1936 年由上海的天下书局出版,故称为“局本”。董文先生在书首《弁言》中说:“这书的笔墨极其简奥,并且中多术语,我们现在特加句读,以便读者。菅生堂本讹字很多,陶本间亦有误,现在把两本互勘一过,遇有异文,说明‘某本作某’或‘某本误某’;如两本均误,则说明‘菅本、陶本并误某’。这本丹青今即依陶本拍照制版。”这是个正规的订正本,可惜当时没能把握涂本、杨本这类善本,书中插图也没采取较为可靠的菅本,而用了标新创新的陶本。局本用大四号仿宋铅字,作一册精装,书末附《陶订图目》、丁文江撰(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及陶本丁《跋》)。在1965 及1971年台北天下书局再予重印,名为《校订天工开物》,列入杨家骆主编的《中国粹术名著丛书》第五辑《科学名著》第二集第一册。笔墨及插图全然未变,是三十年代局本的纯真重印本。

明显,他以为印有手书体序文而无年款的杨素卿刊本似为第一版,而涂本似为第二版。此说恐不当。遵循中国当代版刻通例,初刻本序文无年款,而在翻刻第二版时再补加年款,这是违背常理与常例的。如果细心研讨序文并对比旁观书的内容,也不会得出涂本为第二版的结论。

这是刻书商杨素卿于明末刻成而于清初修补的坊刻本,以涂本为底本而翻刻的第二版。因有关此本的版本学题目较多,故此处应当详加阐述。查杨本与涂本分歧的处所是:(1)序文为手书体,开端无年款,只作“宋应星题”;(2)杨本在笔墨上颠末校改,但个别插图翻刻时走样。

这是20 世纪以来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版本史上是第11版。固然早在19 世纪30 年代以来,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汉语传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已将《天工开物》一些章译成法文,再由法文转译成英、德、俄、意文,并且1869 年他还将有关产业各章合起来出法文单行本。但这还不是全译本,只能说是摘译本。真正的西文全译本,是1966 年美国匹茨堡城(Pittsburg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汗青系的任以都博士及其丈夫孙守全(1982 年卒)合译的英文本,故此本称“任本”。任以都是中国老一代化学家任鸿隽(1888—1961)传授的女儿,但她的范畴是中国史。她所取用的底本是上海1959 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涂本,参考其他已出的版本,插图取用涂本。作一册16 开精装,除译文外,还包含注释。

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当代铅字竖排本,在版本史上是第六版。起因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故称为“商务本”或简称“商本”。20年代时丁文江从罗振玉那边看到菅本后,曾请上海商务印书馆照相复制,追求铅印出版。但因陶本已于1927 年提早问世,是以这个铅印本迟至1933 年才出版。商本以菅本为底本,笔墨订正参考陶本。笔墨根基上是涂本体系,曾加句点,但插图则涂本及陶本兼而用之,成为异化体系,显得体例不一。

但江户期间加贺藩藩主前田法纪(1643—1724)的尊经阁旧藏过另一种杨本,与北京图书馆及彰考馆藏秘闻同,只是扉页具分歧情势。该本扉页上面横栏有“一见奇能”四字。横栏下左、右两侧直栏各为手书体“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8 个大字,二者中间部位上方还以双行刻出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统统生财备用、秘传要诀”20 个小字,上面是“书林场素卿梓”。

任本的全名是《宋应星著〈天工开物〉—17 世纪的中国技术》。此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在西欧各国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各国研讨中国当代科学文明供应了原始文献。这是起首需求必定的。该本书首有译者媒介,书末有中西度量衡及时历换算等附录及索引。这个版本就英文行文本身来讲,是无可抉剔的。但因为《天工开物》内容遍及,加上技术术语很多,中西笔墨又有差别,以是在一些技术术语及字句的翻译上,诚有商讨余地。

都贺庭钟字公声,号大江渔人、千路行者,大阪人,是18 世纪日本著作家,博学多闻,善于诗歌,著《狂诗选》《大江渔唱》《明诗攻讦》等书,汉学成就很深,与木料孔恭和睦,同为当时大阪名流。他的生年不明,卒于宽政年间(1789—1800)。都贺氏也在促进《天工开物》出版方面作了尽力。他在菅本序中先容了出版颠末及本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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